近期有媒體報道，正式的債轉股實施方案最快可能于4月份正式推出。

　　債轉股時隔十多年后再次進入決策視野，所針對的新矛盾新問題是：一方面，企業(yè)端展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堅決淘汰落后產能的同時，有必要按照分類有序處置原則同時兼顧到幫助企業(yè)降成本，以及保持社會穩(wěn)定等多重目標。另一方面，銀行端在經濟增速放緩情況下不良率普遍上升，2015年商業(yè)銀行不良貸款率從年初的1.25%上升到年末的1.67%，撥備覆蓋率則從232.06%下降到181.18%，中國有必要在新常態(tài)下防患未然，堅決守住不發(fā)生系統(tǒng)性和區(qū)域性風險的底線。

　　債轉股在這個背景下被寄望取得雙贏效果，即通過將一部分不良貸款轉為股權，可幫助企業(yè)減少利息支出、降低資產負債率，而銀行則可借此降低不良率及減少撥備。這個邏輯在理論上是可以成立的，在現(xiàn)實世界中更是因為如下事實，而使得這輪債轉股比之上世紀末時更被人看好。

　　首先，1999年起實施的上一輪債轉股取得了一定成效，積累了一定經驗。時任總理朱镕基在2003年卸任之際曾評價道，“實施債轉股的企業(yè)，降低了資產負債率，多數(shù)已扭虧為盈”。其后隨著各方面條件不斷成熟，資產管理公司對債轉股項目運作愈發(fā)熟練與靈活，包括統(tǒng)籌旗下“殼資源”，對債轉股企業(yè)實施輔導上市并擇機從二級市場退出等成功案例并不少見。

　　其次，債轉股的合適對象是具備市場自生能力、僅僅因為負債率過高而陷入困境的少部分企業(yè)，但1999年時的大面積不良資產剝離，是在銀行不良貸款率普遍很高、國企經營普遍困難的情況下不得不采取的非常之舉，因此當時的債轉股項目選定往往是粗線條的。而本輪債轉股，則是在一個事態(tài)相對平緩的大背景下，主動采取的有限范圍內的定向改革。這無疑使得本輪債轉股，可以有充裕的回旋余地去精細篩選目標企業(yè)。

　　最后，債轉股的成功實施，離不開完備的市場要素，譬如企業(yè)產權要明晰、債權與股權的定價要合理、退出的渠道要暢通，等等。這些條件在1999年時顯然大部分是不具備的，當時很多債轉股企業(yè)連公司化改造都沒有完成，資產管理公司自身也都是國有獨資的政策性機構，資本市場的廣度與深度也都非常有限；而現(xiàn)在的情況則是，不少擬定的債轉股企業(yè)甚至已經是上市公司，承接不良資產的金融機構也大幅度實現(xiàn)了自身產權多元化，一個競爭性的不良資產市場也正在快速建立完善中。

　　當然在看到有利條件的同時，不應該選擇性忽視依然很大的困難因素。畢竟債轉股就其本質而言，是對前期錯誤放貸的事后補救而已。因此，這就有必要究問，造成前期錯誤放貸的主因，即對于國有企業(yè)以及國有銀行的雙重預算軟約束，是不是一經債轉股就蕩然無存呢？這個問題的答案顯然還不那么確定。故對那種視債轉股為又一次免費午餐進而大可一轉了之的想法，必須從一開始就堅決地通過績效導向予以摒棄。